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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故宫修钟表有什么要求?“故宫男神”王津这样说…

2018-10-05    来源:新京报    浏览:85  

故宫文物修复师王津:故宫钟表修复迎来百年最辉煌时刻

  10月2日,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在签名售书。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热播后,气度儒雅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网友“晋封”为“故宫男神”。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

  10月2日,下了从太原到北京的高铁,印树葳马不停蹄赶往故宫,11点半,他满头大汗地抵达奉先殿钟表馆门外,在最后一分钟见到了自己的偶像——王津,也拿到了这天上午的最后一本签售书。

  “假期要去秦皇岛参加婚礼,看到王老师举办签售的消息,临时来到北京。太原博物馆举办故宫文物展,有几件王老师修复的钟表,我也特意去看了。”印树葳说。

  上午两个小时《我在故宫修钟表·瑞士钟表》的签售中,王津遇到的大多都是这样的年轻人。他们有的特意从外地赶到,有的拖着父母过来,一个20岁出头的小女孩对王津说,你一定要记得我,我以后还会来见你。她是王津的“铁粉”,已经参加过三次王津的公开活动。

  因为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王津火了。今年是他在故宫文保科技部钟表室担任文物修复师的第41年。在临近退休的前几年,默默无闻的他成了大明星,在瑞士的雪山、加拿大古老的广场上,都有留学生远远跑过来说,“王老师,我认识你。”

  印树葳觉得这个年代还有王津这样认真做事的人很让人感动,对于那部以文物修复师为主角的安静纪录片,他的评价是:“燃!”

  不过王津周身找不到一丝“燃”的迹象,他待人接物儒雅,但在深宫中40多年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坚守,与“机械怪兽”作斗争,又充满了英雄主义气质。

  或许是这种气质吸引了年轻人,故宫钟表室迎来了百年来人丁最兴旺的时候:正编6人。

  故宫修钟表的行当一直没断过人,但王津师爷那辈最终就剩一人,师傅那辈最后只剩两个人,到了王津这代有3人,2006年后的十多年,只剩他和徒弟亓昊楠。而去年,他一下招收三位徒弟,其中一位从芬兰博士毕业,亓昊楠也招到了一位徒弟。

  王津感觉到,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,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,这是以前从未见到的景象。

  ■ 对话

  “宁可修慢一点,也不要急躁”

  【人物档案】

  王津

  1961年生,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馆员,1977年起在故宫从事文物钟表修复,陆续修复和检修了三百余件钟表,曾在国际国内重要博览会展出。因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被称为“故宫男神”。

  国家对文保投入大让修复效率提高

  新京报:你1977年进宫工作,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。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发展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体现?

  王津:体现得很明显。原来人手少、材料设备简陋,经费非常紧张,一年才两三千元。那时主要靠手把手教,凭经验观察,无法科学检测。现在国家对文物保护投入非常大,很多科学手段用在文保中,修复效率更高了。

  而且以前的修复基本没有档案记载,想看看过去修的是什么、怎么修的,一点记录都没有,现在都有档案和影像记载,还有实验室帮助我们。

  新京报:在故宫工作41年,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?

  王津:故宫就像家一样。我们家从曾祖父到我,几代人都在故宫。我印象中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宫,还在神武门广场看露天电影。1972年前后,因为帮病休的爷爷来宫里办些领工资、领物品、交看病单的事,往来宫中就比较多了。1977年爷爷去世,我只有16岁,院里照顾我让我接班。当时文物修复厂没有年轻人,钟表室就剩两个人,岁数也比较大,我就被师傅挑上了。

  现在儿子也在颐和园从事钟表修复,他也喜欢这份工作。

  新京报:你从师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?

  王津:师傅对我们要求很严,除了工作,做人要求也很高。他自己就是这样,有一年师傅年纪已经很大了,带我们坐30多个小时火车去广东,帮省博物馆修钟表。冬天很冷,我们就住在办公室里,晚上支个小床,没有暖气。师傅哮喘很厉害,每天靠气雾剂维持。其实也可以让人把钟表运到北京去修,但他担心运输会造成损害,所以自己南下,这种对文物的尊重和爱护对我影响很大。

  新京报:修复钟表对人的性格有什么要求?

  王津:首先要喜欢这份工作,哪怕脾气比较急的,如果真喜欢,干五年十年,性格也会改变。这个工作不可能急,如果在你手里造成文物损伤,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。宁可修慢一点,也不要急躁。

  让社会看到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工匠精神

  新京报:现在你的崇拜者很多,对生活带来什么变化?

  王津:没觉得有什么变化,只不过认识我的人多了一点。有一次去瑞士出差,休息的时候去雪山上观光,老远跑来一个小伙子跟我说,王老师我认识您。去加拿大旅游,在一个很古老的广场,也有两个留学生认出了我,都是通过在网上看纪录片认识的。

  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关注非常多,过去很少有人关注这些。拍纪录片的时候,大伙都想,肯定都是退休老人在家守着电视看看,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观众是年轻人,十几岁、还有几岁的孩子。曾经在武汉做讲座,遇到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,把纪录片看了好几遍,很喜欢。国庆做这个签售会,好多都是小朋友领着家长来的。

  新京报: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工作有什么促进?

  王津:有很大的促进。从1977年到2017年40年中,我只招到一个学生。前后也招过两批,面试都过了,孩子都没来报到。纪录片播出之后,现在很多人来报考,去年招来了三个。原来也很少能招到研究生、博士生一类高学历人才,去年招到一个在芬兰博士毕业的,放弃了外国工作来故宫。他们外语水平很高,中国传统工艺资料特别少,通过他们能联系到国外,能找到更多资料。

  新京报:有没有什么时刻觉得自己的工作为国家做了贡献?

  王津:自己的一点成绩能受到这么多关爱,我觉得很感动。现在节假日经常加班,都是做公益宣传,做签售、去院校跟学生交流、在钟表馆接待小学生,也是很好的事情,通过自己的故事,能够让社会看到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工匠精神。

  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很大,很多看纪录片认识我的孩子都是初中生、高中生。从故宫文创也能看出来,那么多小孩到文创店买很多纪念品,由衷地喜欢,这就是非常大的变化。

  ■ 同题问答

  新京报:今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?

  王津:今年第二册书《我在故宫修钟表·瑞士钟表》出版了。这么多年,专门关于钟表修复的书几乎没有,去年我们出了一本《我在故宫修钟表·英国钟表》,几个月就售罄了,第二册也受到很多关注。

  新京报: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?

  王津:想多修一些没有机会修复的钟表,比如“写字人钟”。我师傅说“写字人钟”非常复杂,以前没有见过、没有资料,而且是孤品,对故宫修钟表的人来说非常神秘。现在八个字写不全,能写出几个,具体问题出在哪、破损到什么程度,没有打开也不知道。

  新京报:你对国家有什么祝福和祝愿?

  王津:几十年前的国庆跟今天相比,从故宫就能看出不同。那时候来故宫的观众很少,现在每天爆满,孩子把国旗贴在脸上,很高兴看到年轻人爱国情绪那么高。祝愿祖国越来越好,希望走入文物修复岗位的孩子认认真真学习好,把老师傅的经验传承下去。

  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倪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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