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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与周汝昌的“红学”之路

2019-07-06    来源:文化印象    浏览:421  

无论是年龄还是学术辈分,胡适与周汝昌都属于两代人。1918年周汝昌出生时,27岁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,已“暴得大名”。从在20世纪中国思想、学术、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来看,周也远远不能与胡相提并论。此外,二人籍贯、家庭出身、教育经历也决然不同。胡父胡传曾做过清廷小吏,胡适本人在上海接受了几年新教育之后,1910年留美。周则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,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,1947年又回燕大就读。也就是在战后的燕大时期,周汝昌开始了《红楼梦》研究生涯。 

胡、周之渊源,即缘于“红学”。在周汝昌之红学起步阶段,胡适对周之帮助与指导不遗余力,而周汝昌也最终成了红学大家。研究六十余年来的胡、周关系,尤其是周汝昌对胡适的继承和超越,不仅有利于澄清有关胡、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,更有利于认识“新红学”的发展脉络。


胡适

《懋斋诗钞》把胡适、周汝昌联在一起

胡适1921年开创“新红学”时,查到八旗诗人敦敏(号懋斋)有《赠曹雪芹》诗云“寻诗人去留僧壁,卖画钱来付酒家”,又查出敦敏的诗集名《懋斋诗钞》。”胡适据此推断:《懋斋诗钞》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。于是,乃想尽办法苦觅这本诗集,却一无所获。但26年之后,也就是1947年,《懋斋诗钞》却被一个叫周汝昌的年轻人发现了。

周汝昌

1947年12月5日,《民国日报·图书》发表了周汝昌根据《懋斋诗钞 东皋集》所写的报告:《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——〈懋斋诗钞〉中之曹雪芹》。周氏所以会关注《懋斋诗钞》,缘于其四兄周祜昌读胡适著作时,知道胡适曾寻觅此诗集而未得这一偶然之事。周汝昌得乃兄提示,很轻易就从燕大图书馆查到了。诚如胡适推断,《懋斋诗钞》果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:有六首诗是直接咏曹雪芹的。周汝昌还对诗作排序加以严格研究,以确定其写作时间。周文公布了这六首诗,并据新材料对胡适的成说加以重审。他据《小诗代简寄曹雪芹》的年份提出曹雪芹卒于“癸未除夕”,这是继胡适“雪芹卒于壬午除夕”后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又一新说。他针对“壬午说”指出:脂批虽可靠,“但他说是壬午除夕,乃是因为从癸未到甲午作批时已是十二个年头,日久年深,不免误记了一年,却不能据执此一条以推翻敦诚、敦敏二人的诗,诗究竟是早于脂批,焉能两人全弄错了日子,胡先生的考证,还是要改定的。”此外,周文还首次提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。显然,周之新发现、新结论是对“新红学”更进一步的后续研究。自此,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,就成了曹雪芹研究的热点之一。

周汝昌的报告当然引起了胡适的关注。他于12月7日致函周:

得读大作……我很高兴。《懋斋诗钞》的发现,是先生的大贡献。先生推定《东皋集》的编年次序,我很赞同。《红楼梦》的史料添了六首诗,最可庆幸。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,我很同意。敦诚的甲申挽诗,得敦敏吊诗互证,大概没有大疑问了。

关于雪芹的年岁,我现在还不愿改动。第一,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,而曹家是八旗包衣,是奴才,故他们称“芹圃”,称“曹君”,已是很客气了。第二,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,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。先生说是吗?

胡适虽对周之发现给予了热情肯定,但对周之结论,却“一半同意,一半否定”,周乃于3月18日复函胡适,就曹雪芹是否赶上繁华及其生年问题商榷辩论。这样,胡适、周汝昌,这两位最能代表“新红学”的研究家,因《懋斋诗钞》建立了联系。其时,胡适是北大校长,周汝昌是燕大学生。在随后的半年多,胡、周主要通过信函往还(胡信6通,周信9通),有了一段为时不长的师徒关系。

胡适引导、帮助周汝昌走上“红学”之路

1947-1948年是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奠基期,这期间胡适对周之指导与帮助,成了周汝昌红学生涯的关键因素。恰如周汝昌曾说,胡之六信不仅给了他“极大的鼓舞”,引导他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;胡适的“指示途径”,使其“红学”的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“都有了初步的、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”。

01

胡适与《红楼梦新证》

奠定周汝昌在红学史上地位的,是其1953年出版的《红楼梦新证》一书。此书是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。胡、周往来信函表明,无论该书写作缘起,还是研究过程中的指导、帮助,都与胡适密切相连。

1948年6月4日,周汝昌致函胡适云:

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,蒙先生赐复,兴趣转浓……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,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……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,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,才能更明了红楼梦……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,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。

所谓“小册子”,即《红楼梦新证》。据此函可知,是书缘起于胡适的奖勉。周函还请求胡适给以“指导与帮助”,并向胡借阅“甲戌本”、《四松堂集》、曹寅的集子等书,又希望胡适介绍藏书家并提供资料、线索等。

此后,周汝昌把胡适视作最信任的导师,时时报告写作进程。7月25日函称:“……我现在所写的小书,暂称之为《红楼家世》,觉处处基于材料,尚不甚空疏。写毕一定先求正于先生。”由此可知,“红楼梦新证”这一书名,在1948年还未有,而是被冠以“红楼家世”之名。9月11日又函告,两月间一力写《红楼家世》,完成了不少,但距脱稿,尚须有待。“只恨一人耳目所知所及,十分有限,况有些书明知其中必有材料,只是看不到,这是无法的。至于所用的方法,大致还正确……希望早日写完,奉阅求教,那时务乞先生勿吝一序,庶几见重于世。”这期间,鉴于胡适曾对周之《跋脂本》一文给以颇为严苛之批评,周汝昌表示:“将来把《红楼家世》稿本呈去时,还要求先生更严苛地加以批评指正。因那个东西材料较多,用的方法精密与见地正确与否都须要先生指摘,或印可的。我现在准备修葺已写的部分,计划要写的几章,我一定听从先生,处处以材料充实他,决不多说一句废话,以求洁净,而避拖沓。”10月23日,周又表示:“由于先生的指示,使我对《红楼家世》一草,更不敢率尔从事……”拟将写成的一章待充实后呈给胡适看,“但又想,这个半成形的初草也无妨使先生一见,因为可以使先生知道大概我是怎样作法,因而可以通体的指导我、帮助我、教正我……”

胡适不仅把“甲戌本”、《四松堂集》等珍稀文献借与周,还提出具体建议:劝周暂时把“年表”搁起,“撇开一切成见,以‘虚心’做出发点”(7月20日函),又建议周常亲近小说研究专家孙楷第(10月24日函),又帮周修改论文(详下文),又告知关于戚蓼生、刘铨福、曹寅父子等人的传记材料(7月20日、9月13日、10月24日函),又就具体问题如北静王是否永瑢等与周讨论(9月13日函)。

以上史实表明:周汝昌撰著《红楼梦新证》时,向胡适请教何等频密,而胡适的指导、帮助又何等具体!

02

胡适、周汝昌与“甲戌本”《石头记》

胡适慨借“甲戌本”与周汝昌一事,早已被视作一段“佳话”。1948年6月某日,周汝昌经赵万里引荐,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谒了胡适,这是胡、周交往中唯一的一次晤面。晤面时间颇短,胡“单讲”,周“恭聆”,“不太活泼”。周在这次谒胡时当面借走“甲戌本”,其最有力证据是7月11日周函:

前造谒,蒙不弃款谈,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,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,凭他携去。我觉得这样的事,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。

显然,周之感动、感激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。半世纪过后,周忆及此事,情绪依然不能平静:

这部书……乃是连城之璧、无价之珍……世人未见之珍本,我说了一句话,就慷慨地捎给了我——而且,从此以后,再无一言询及,书是否还用?何时归还?……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,半字皆无,简直好像是忘了它!

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,他竟然如此信任,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。

周汝昌初步研读了“甲戌本”之后,即“准备要写一篇专文,叙论脂本的价值”。两周后,周便将《跋脂本》一文寄胡,“请求指正,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”。胡适专门复函云:

你的见解,我大致赞同。但我不劝你发表这样随便写的长文。材料是大部分可用的,但作文必须多用一番剪裁之功……你的古文功夫太浅,切不可写文言文。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,力求洁净,力避拖沓,文章才可以有进步(此文中如驳俞平伯一段可全删,俞文并未发表,不必驳他)。

我的评语,你不必生气,更不可失望。(8月7日函)

后又于百忙中专门修改此文:

我今天花了几个钟头,想替你改削这篇长文,但颇感觉不容易。我想,此文若删去四分之三,或五分之四,当可成一篇可读的小品考据文。

全篇之中,只有“异文之可贵”一章可存,余章皆不必存。故我主张你此文主题可以改为“脂砚斋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的特别胜处”,即以“异文之可贵”一章为主文,而将其余各章中可用的例子(如“赤瑕”)都挑出搬入此章。(9月12日函)

对此,周汝昌一方面表示:“那篇跋文确须遵从先生所嘱,须要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”,同时又表示了敝帚自珍之意:“该文虽然有欠洁净,但自觉废话的无有”;若痛删,一则颇感觉不易,二则“意见皆被牺牲。”但因迟迟未收到胡适的删改本,周又函催:“先生前信所说欲费些工夫替我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,先生若有此空闲,有此兴致时,千祈仍照原函所说一作,至幸至盼!”这篇经胡适亲自删改的《跋脂本》,周汝昌在《我与胡适先生》一书曾刊出其二页照片,可参考。

周汝昌一面对“甲戌本”进行了深入研究,同时在未事先征求胡适同意的情况下,就“冒昧”影抄了一个副本,事后才函告胡适,又表示:副本和原本一同送去,请求胡适审鉴题记;若胡适不同意他们的擅自录副,就“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”。不想,胡适当函表示:副本归周所有,并允为之作一题记:

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,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,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,我真觉得十分高兴!这是一件大功劳!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,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。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。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,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。(9月13日函)

周汝昌归还甲戌本的具体时间尚未考出,但从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题记来看,当在周还书后不久(据10月29日周函,知道此时周尚未还书)。也就是说,甲戌本在周汝昌手中保存了5个月左右!周氏如此长时间的保存甲戌本,不仅有助于他本人从容研究,也有助于它的流传。周汝昌除写成《跋脂本》一文,《红楼梦新证》有专章研究脂砚斋,其他章节也多次引用脂批。1949年,周汝昌深入研究了甲戌本、大字戚本和庚辰本以后,撰成《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》,同年,周氏又将甲戌本录副本借给陶洙,供其与其他脂本互校,并过录此本的脂批。

03

胡适、周汝昌与《红楼梦》校勘

胡适是《红楼梦》版本学的始创者,也是《红楼梦》版本校勘的最早提倡者。1933年,胡适研究庚辰本时就倡议:希望有人用石印戚本作底本,把指庚辰本的异文校记出来。但十几年过去了,却无人响应。周汝昌从胡适处借得了甲戌本以后,即向胡适提出要以甲戌本、庚辰本、戚本等作底本,做版本校勘的工作,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帮助:

我觉得集本校勘,这件事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,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?我决心要做这件事,因自觉机缘所至,责无旁贷,不如此,此书空云流传炙脍,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,依然朦胧模糊……

关于此事,先生斩荆披棘,草创开荒,示人以周行;然先生太忙,又岂能以此为专务?耕稼经营,正须要有人追踪先生,继续工作。先生若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,希望指导我,赞助我,提携我……先生肯不弃吗?

这是对胡适若干年前倡议的回应,故亦得胡适热情回应:“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——“集本校勘”——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。但这是笨重的工作,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。你若肯做此事,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。”(7月20日函)胡允诺:将自藏大字戚本借与周(10月托孙楷第捎来),又谈及“庚辰本迷失下落”“程甲本”最接近原稿等。版本校勘首先要有好版本,而当时做此事,若没有胡适的帮助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胡适的回复、帮助令周汝昌感激、兴奋,并坚定了力任此业的决心。自此,周汝昌与乃兄周祜昌便“力作全面大汇校”。学界对周汝昌在《红楼梦》版本校勘方面的贡献是评价不够的,当然,我们梳理这段历史时,也不应忽略对周氏工作给以指导、帮助的胡适。

1948年12月15日,胡适离开北平,自此,胡、周遂成“隔世”之人,交往遂中断。

当时,“新红学”虽创始二十余年,但甚少后续的深入研究。此外,吴宓、李辰冬、李长之、王昆仑等人纷纷用不同的文化、文艺理论来研究《红楼梦》,成绩斐然。这些都在说明:曾因痛击索隐派而名声大震的“新红学”,似乎已不再是红学史主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年轻的“胡适崇拜者”周汝昌,提出要在“新红学”领域继往开来,胡适自然备感欣慰。他常说,做学问既要有“开风气”的大气魄,还应具有拿得起“绣花针”的细密功夫。胡适长于前者。他开创的很多学术工作,都是他先搭起架子,吸引别人继续做“一针一线”的工作。如他考证《红楼梦》,离不开顾颉刚的帮忙,若没有顾到图书馆里“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他的《红楼梦考证(改定稿)》是写不出来的。再如,他考《西游记》得董作宾、考《水浒传》得李玄伯、考《镜花缘》得孙佳讯,分别做后续的工作,对其创始时的论断有修正、有补充、有引申,有提升,从而使此学继长增高。胡适认为这是“抛砖而引玉”,每遇有后续的新研究,总会令其高兴不已。因而,当周汝昌提出要继续“新红学”的研究时,他自然要给他“一切可能的帮助”了。


 

从《红楼梦新证》看胡、周的师承渊源

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,必有后来者出来做继长增高的工作,后继者必对开山者提出的基本问题、基本观点、基本方法有所继承;同时,也必扩充此学之材料,对先行者有修正、有补充、有引申、有超越。在“新红学”系谱上,胡适是开山者,周汝昌是“集大成者”。

周汝昌成名作《红楼梦新证》,最能体现胡、周之师承渊源,最能体现“新红学”的发展脉络。胡适对《红楼梦》的关注点及结论是周汝昌研究之先导。周之研究方法,亦是胡适提倡的“科学考证法”。这里,主要通过比对1953年版《红楼梦新证》与胡适的先行考论,论述周对胡之继承。

(一)周汝昌对“新红学”基本论题、观点的继承。

曹雪芹研究是《红楼梦》研究最主要的内容。胡适将《红楼梦》考证的“正当范围”限定在“作者”“版本”两方面。考证“作者”,就是要考定“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,著者的事迹家世,著书的时代”。周汝昌说:“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……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,时代背景,社会环境……”这主要是因为,“(《石头记》)从认识到方法,从性质到体裁,都与时流俗作不同……写实自传体乃其独特性;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已合而为一了。”由此足见胡、周研究之一脉相承性。

坚持“自传说”。“自传说”是“新红学”的代表观点之一,但此说非胡适所发明,他只是依据他挖掘出的大量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材料,为此说找出了有力的证据,从而复活了此说。胡适对“自传说”的表述是:《红楼梦》是“曹雪芹的自叙传”,是一部“‘将真事隐去’的自叙的书。”周汝昌的表述是:“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,即在于她的写实自传体这一独特性上。”又说,《红楼梦》为写实自传,已是公认的事实,“丝毫再没有疑辩的余地。”故其《红楼梦新证》一书,“唯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”。基于此,他在书中处处以小说里的人物情节来与实际的人物事件对照比附,将曹家历史上的人物和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。比如“人物考”一章里,把贾家和曹家,看得完全等同。“点将录”中列曹氏世系,凡曹氏没有而贾氏有的就在曹氏世系表中补入相当的位置。在他看来,不仅《红楼梦》中所写的岁时节序,年龄大小,与实际的符合到惊人的“程度”,而且“书中的人物声口,以至极细微的闲笔闲话,也皆系实写,而非虚构”。在周之笔下,《红楼梦》所叙的情节,都是曹氏实录,甚至是“照字直录”,因此无处不是他考证的材料,一部小说成了一部信史了。

对“高续说”的继承。自《红楼梦》刻本一出,即有评点家指出: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非一人。但后四十回的作者究竟是谁呢?诸家则莫衷一是。1921年,胡适考证《红楼梦》的时候,他仅据俞樾的《小浮梅闲话》、张问陶赠高鹗诗以及程刻本上的程高之序等有限论据,便遽尔推断: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。“高续说”出笼后前二、三十年间,几乎没有遇到多少质疑。但从1950年代开始,不断有学者重新审视这一论断,提出与胡适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有的学者则指出,据胡适的论据,并不能完全证明后四十回就是高鹗所续。周汝昌继承了胡适的“高续说”。周有这么一段话最有代表性:

先不必说他技巧低劣,文字恶俗,单就他假托“鼓摊”淆乱真伪的卑鄙手段一层来说,这家伙就不可饶恕,更不用还说什么赞扬不赞扬了。而况他保持了的“悲剧结局”又是怎样的呢?不是“沐天恩贾家延世泽”吗?不是贾宝玉中了高某自己想中的“举人”,批着“大红斗篷”雪地里必定要向贾政一拜之后才舍得走吗?……我们该痛骂他,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《红楼梦》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,不许他附骥流传,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,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。

对“脂批”的重视和研究。1928年,胡适发表了研究甲戌本的论文《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》。自此,“脂批”首次进入《红楼梦》研究者的视野。因“脂批”为“自传”“写实”提供了新证据,故备受“新红学”派的重视。《红楼梦新证》有专章研究脂砚斋,计四节。第一节,介绍“脂批”的基本情况。当时作者研究的“脂本”有三:甲戌本、庚辰本、大字戚本(己卯本已出,但作者未见)。作者研究此论题,也是在列述、平议胡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。周汝昌首先纠正了胡适统计戚本批语的错误;接着又综合各脂本,对“脂批”(包括双行夹批、行侧批、眉批、回前回后批)总量加以统计,提出:八十回书中,只有十一回没有“脂批”。最后指出:脂砚斋和畸笏叟是一人。

第二节,论证脂砚斋是史湘云。胡适推测脂砚斋“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兄弟或从堂兄弟”,后又修正说脂砚斋是曹雪芹自己。周汝昌根据甲戌本上“一芹一脂”的批语断定:雪芹、脂砚绝非一人。周汝昌根据有关“脂批”的声口、语气,推断脂砚斋是一位女性,而且是在大观园里与钗黛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女性,结论是史湘云。

第三节,“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”。周著从“脂评”中辑出了一些类似“写实往日旧事”“有其事、有其人”的批语,强调:把《红楼梦》看作作者自传是有真凭实据的。

第四节“从脂批认识曹雪芹”,周汝昌用“脂批”来注释、证明曹雪芹的生平和思想。

当然,《红楼梦新证》对“新红学”的继承,也不止以上四个方面。如猛烈批评索隐派,也是贯穿《红楼梦新证》全书的线索之一。

(二)科学考证——研究方法的息息相通。

《红楼梦新证》特别强调考证的重要,认为历史考证是了解《红楼梦》最基本的要求,是“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、深刻认识的指南针,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”。这样的表白,自然令人想起胡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所说:

我觉得我们做《红楼梦》的考证……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,参考互证,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。这是考证学的方法……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;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;处处尊重证据,让证据做向导,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……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,能引起大家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兴趣,能把将来的《红楼梦》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: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“红学”,创造科学方法的《红楼梦》研究!

周氏的“科学考证”与胡适相比,更加细密,搜求运用材料也更加丰富。比如,他在考证曹雪芹家世时,是从其“始祖”开始的。从曹雪芹的“始祖”“高祖”“伯曾祖”以至曹雪芹的侄辈。周汝昌都为他们引录了无数的碑、传、志、谱而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。在曹氏的“几门亲戚”一节中,为了要说明曹雪芹的曾祖姑母曾嫁于甘氏,便不惜精力为甘氏一族做了七代世系表。据统计,《红楼梦新证》共引书多达七百余种,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挖掘出来的第一手珍稀材料,如《楝亭图》《永宪录》等等。这些新材料的面世,大大增加了考证结论的说服力。

胡适所谓“科学考证法”实是“实验主义”与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方法。这种方法特别强调“历史的态度”。所谓“历史的态度”,胡适说: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,怎样来的,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。周汝昌的说法是:“我喜欢先把研究的主题或对象放到历史上去看一看,或者说,主张首先要弄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”。《红楼梦新证》无处不体现这种“历史的态度”。要之,在研究方法上,周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胡适走的。

仔细比对《红楼梦考证》和胡适的先行研究,就更深刻地认识到胡、周的师承渊源。1921年胡适开创“新红学”时,运用科学考证法,提出了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新论题(作者、版本、时代),大大扩充了“红学”的材料,并得出诸多新观点,由此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路径。但在其后二十多年间,回应者寥寥,并没有突破性进展。偶然的机缘,沉寂已久的“新红学”引起了周汝昌的关注和兴趣,他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,又沿着先行者的足迹做更深层次的挖掘、整理、研究工作,最终取得了突破性成果。

1979年以后,中国进入了“改革开放”新时代。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,学术界也开始实事求是的研究胡适。周汝昌用比较客观的态度评价胡适的红学研究,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。他说,胡适在红学史上,“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,功绩很大”,自胡适始,“红学才在性质上升了格。”他将胡适的贡献具体归纳为五条:明确了作者曹雪芹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;初步追寻了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;发现了《甲戌本》,使世人首次得知雪芹原书原貌;揭露了高鹗等人伪造“全本”的谎言与骗局;恢复了早已为人指明的“自传说”这个独特性质的历史实际,因而批驳了索隐派红学。他又说:够得上学术的“红学”,从胡适作《红楼梦考证》开始。

这之后,周汝昌不断感念胡适,从这些怀念里,世人方得知胡、周之师承渊源。直到1980年代以后,胡、周的交往才逐渐为世人所知。

    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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